在中国出版史上，明朝是文化繁荣的时代。根据刘若愚《酌中志》卷十八记载，明朝时期钦天监奏准印造《大统历日》，并在书外封面印有禁止伪造私历的告示，这表明了当时对时间管理和计量标准的重视。

朱元璋下诏除书籍税，并命有司博求古今书籍。这一政策为刻书业提供了良好的环境。在1370年五月，朱元璋还改革科举制度，使得八股文成为考试内容，这直接影响了刻书业，其中尤其是坊刻对于科举应试需求大力推广各种各样的科举用书。

南京作为全国性的刻书中心之一，其金陵、白下、秣陵、建业等名目众多。其中，有钱塘洪楩平山堂、杨家经坊等著名的刻书坊，以小说、戏曲为重点，是当时社会文化交流的一部分。

此外，明代地方志编纂活动也十分活跃，每隔数十年即编纂一次，如《兴化府志》、《建阳县志》等。这些地方志体例紧密，分类较细，材料较丰富，但往往夸耀乡邦文明过头。